|
以层峦叠嶂、溪河纵深、温湿多雨、森林茂密的雷公山为中心的苗岭山区，一是中国苗族较大的聚居区域之一。这里的苗族民居，多依山就势层叠而上，错落有致地散置于山腰、山梁，有的背山占崖，居高临下；有的架空而立，上实下虚；有的沿沟环谷，生动活泼；有的雄居山巅，气势壮观。由于适应环境、顺其自然营建思想的指导，以及建筑材料十分丰富的便利条件，这一带的苗族传统民居，多为下层圈畜、楼层住人、顶层贮物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。人居楼层，平面布置多为三间，其中一间，作为堂屋。堂屋前面，为一退堂，退堂空间，大多扩为敞厅。敞厅边沿，雕饰朴素、大方巧稚的“美人靠”栏凳，是住居立面装饰处理的重点部位。堂屋大门，上宽下窄，两面门扇稍向里倾，赋意招财进宝。而其连楹，则着意采用枫香木精细雕刻成水牛角状，给人以威武、锐不可当之感。有的人家，喜欢在大门外面再设一道腰门，门扇多为条木栅栏，平时家人外出劳作，只须拴上两扇腰门，防止鸡鸭进人堂屋。腰门的上下门枢，也用枫香木雕成水牛角状，安装下来，恰似两两相对的牛角。除了连槛、门枢，有的人家还在大门上方装饰一对弯长粗大、乌黑油亮的水牛角。
堂屋大门作上宽下窄如斗形状，意在招财进宝，祈望日进斗金，可见建筑者之良苦用心；而连槛、门框雕刻成水牛角状，以此作为镇凶压恶、御侮防危的辟邪灵物，以保家宅安宁、老小无灾，则为苗族先民崇牛意识的一种延续。
以无坚不摧的兽角作为阳刚象征，并赋予神秘的色彩，转化为御侮防危、向上进取的锐利武器，这种观念古已有之。《周易·大壮·九三》交辞中，就有“羝羊触藩，羸其角”之句，以力猛角伤的具体形象喻示阳刚过猛而受挫的抽象概念。在这里，作为阳刚的象征之物，就是那敢于触藩而不怕受羸的羝羊之角。由于兽之犄角象征着勇健、刚猛和力量，因此，《周易·晋·上九》又有“晋其角，维用伐邑”之辞。“晋”者，“进”也，即进取、进攻之意，也就是“维用代邑”的物质力量。以角喻征伐城邑的物质力量，其阳刚勇健之含义也十分明显。正因为兽之犄角确实给人以力大无比、凶猛无敌之感觉，其刚猛勇健的意义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，因此，在古代先民的图腾意识中，许多有角动物便被赋予神秘的色彩，成为人们崇拜的灵物，其中以牛（水牛、黄牛、牦牛）、羊最为普遍。牛、羊作为崇拜灵物象征，纳入民居建筑，其具体手法和方式大多是取其头和角作为镇魔驱祟的攘邪之物。《隋书·东夷传》载：“流求国（即今台湾）居海岛……俗事山海之神，祭以酒肴，斗战杀人，便将所杀人祭其神……王之所居，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。人间门户上必安头骨角。”以人作为祭品，用以悦神媚神，是原始民族较为普遍的宗教祭祀形式；祭祀之后将人头、兽头骨角挂置门户之上，作为镇宅辟邪灵物，是原始民族一种古老习俗。类似这样的习俗，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，至今仍有不同形式的存在。例如，云南腾冲一带傈僳族，常将猴的颅骨或脚爪置在门楣正中；西盟一带的佤族，剽牛后将带角的牛头骨置于竹楼前厦；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常将牦牛头角挂在门楼的门楣上方；岷江上游的羌族将牦牛犄角供在照圈白石之前；嘉绒藏族将牦牛头骨悬于门楣或者置于院墙；有的还以白色石片为材料或以白灰为颜料，将牛头图案镶嵌或者涂画在院墙上，有的则将前墙的窗框着意处理为牛角形，等等。至于门楣、前厦、照圈、院墙上的这些猴颅骨、猴脚爪、水牛头、牦牛头以及牛头图案装饰，皆是当地群众虔诚相信具有逢凶化吉、威慑鬼魅、镇恶攘灾之特殊功能的辟邪灵物。因此可以推知，苗族民居堂屋大门的水牛角状连楹、门枢，和羌、藏等民族门楣、照图、院墙之上的牦牛头角一样，其作用也是辟邪攘灾，随形赋意之象征意义不言而喻。除此，大门连楹、门枢之所 [1] [2] 下一页
|
